黄庭坚是中国历史上极有影响的文学家、书法家和诗人。人们将他与苏东坡相配，称“苏黄”。将他的词与秦观相配，称“秦七黄九”；书法方面，与苏东坡、米芾、蔡襄合称“宋四家”，而他的草书是继唐朝张旭、怀素之后的又一座高峰，有“草圣”之称；他的诗影响中国千余年，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将他奉为“一祖三宗”之一（一祖指杜甫，三宗指黄庭坚、陈与义和陈师道），是“江西诗派”开山之祖。

黄庭坚能取得如此高的艺术成就，与他的家族深厚的文化根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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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庆历五年（1045年）六月十二日出生在分宁双井（江西省修水县杭口镇双井村）。在他出生之前，他的家族就已经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黄庭坚的五世祖叫黄赡，本是浙江金华人。在黄赡年轻的时候，北宋尚未统一全国，长江以南存在两个强大的政权——南唐和南楚。江西及其东边江浙一带隶属南唐，长江以南湖广一带隶属南楚。年轻的黄赡意气风发，雄心万丈，以策干上书南唐国王李璟（著名词人李煜的父亲），为治国理政建言献策，但是没有引起李璟的重视，仅授于分宁令之职。因黄赡治分宁讲究策略，保证了南唐和南楚之间的边界稳定、人民和睦，南楚的统治者又授于黄赡“兵马副使”之职，“将楚兵者二十年”。眼见南唐和南楚政权日益腐败，无力回天，黄赡便辞去官职，游于湖、湘之间。后来，认为修水县重山叠嶂，是乱世安家的好地方，就把双亲接来，安家在修水。

黄庭坚的高祖叫黄元吉，曾祖叫黄中理，曾叔祖叫黄中雅，经历过南唐被北宋灭国的过程，都无意仕途。这两代人没有出仕治国，却成了治家的一等能手。黄庭坚称赞高祖元吉“豪杰士也!买田聚书，长雄一县。”曾祖黄中理亲手创建了两所著名的私家学府——芝台书院和樱桃洞书院。黄庭坚在《叔父和叔墓碣》中说：“两馆游士来学者，常数十百人。故诸子多以学问文章知名，黄氏于斯为盛。”游学两馆的士子中，就有著名的宋庠、宋祁兄弟。

有耕耘，就有收获。黄中理、黄中雅各生五子，俱极有文采，当时人称“十龙”，黄庭坚在《山谷别集》卷八之《叔父给事行状》中说：“故大夫公十伯仲而登科者六人。”这是一个非常高而惊人的比例。要知道，一个县有时候上十年都难出几名进士。翻开北宋文化名人的文稿，不时会发现这些文化名人与黄庭坚祖父辈交往的记载，这些文字足以说明黄庭坚祖父辈在当时文坛的活跃程度和影响。范仲淹与黄庭坚三伯祖黄灏私交极好，范仲淹有诗《依韵酬黄灏秀才》、《送黄灏员外》；宋祁有诗《黄注昆仲赴举》送给黄庭坚的七叔祖黄注；欧阳修有《黄梦升墓志铭》：“予友黄君梦升，其先婺州金华人，后徙洪州之分宁。……梦升兄弟皆好学，尤以文章意气自豪。予少家随州，梦升从其兄茂宗官于随。予为童子，立诸兄侧，见梦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饮酒谈笑。予虽幼，心已独奇梦升。……梦升素刚，不苟合，负其所有，常怏怏无所施，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阳。梦升讳注，……其弟渭泣而来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为其铭？’予素悲梦升者，因为之铭……”铭文说明欧阳修认识黄梦升兄弟十人中的三人——还有黄庭坚大伯祖茂宗（黄沔）、八叔祖黄渭。

黄庭坚祖父黄湜在十兄弟中排行第四。史料虽然记载甚少，但从其儿辈的姻亲关系看，绝不是乏乏之辈。黄湜长子黄庶娶的是溧水县尉李东之女，李东有三个优秀的儿子——李莘（字野夫）、李布（字公达）、李常（字公择），俱为当世名士，尤其李常（1027-1090年），为北宋名宦，曾任兵部尚书。很多人肯定读过苏轼的《李氏山房藏书记》，李氏山房的主人就是黄庭坚的舅舅李公择。黄湜次子黄廉娶的是颍上令刘涣之女，刘涣是一位文化大儒，年五十以太子中允致仕，归隐庐山落星湾， 自号西涧居士。刘涣之子刘恕，其人你可能不熟，其书你一定如雷贯耳——《资治通鉴》，料你必读过，或者必知道。《资治通鉴》主编司马光，协编刘恕、刘攽、范祖禹。而以刘恕用力最多。

黄庭坚天资聪颖，记忆力超人，一篇文章读几遍就可以背下来。一日，舅父李常从书架上抽取黄庭坚读过的一本书，随意选取其中一篇让他背，黄庭坚背诵如流，李常欣喜地赞叹：“此子有一日千里之功。”黄庭坚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浓厚的大家族，从小耳目所及，皆为经典，加上强悍的理解力、记忆力，对文化的消化吸收能力自然要比其他同龄孩子高出一截。

黄庭坚的父亲黄庶（1018-1058年），为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黄庭坚五岁起跟着父亲识字读书，十四岁那年，父亲因积劳成疾，不幸在康州知州任上去世，年仅四十一岁，留下庭坚母亲李氏和九个年幼的孩子（五男四女）。当时，黄庭坚最小的弟弟仲熊只有四岁。没有了经济来源，一家人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深渊。黄庭坚十五岁，舅舅李常把他带到淮南去游学。十七岁，拜入大儒孙觉门下。黄庭坚的书法是跟周越学的。周越是个了不起的书法教育家，“宋四家”他就培养出了三个——黄庭坚、米芾和蔡襄。

治平四年（1067年），23岁的黄庭坚考中进士，开始了三十七年的宦海沉浮。其实，黄庭坚的宦场经历并不复杂——24至28岁为河南叶县尉，29至35岁为北京国子监教授，36至39岁为江西吉州太和县令，40至41岁为山东德平镇镇监，42至47岁在京师任史官，48至50岁在分宁居家丁忧，51至56岁贬黔州、涪州，57至58岁重新起用，59岁至61贬广西宜州，最后殁于贬所。

过程简单，沉浮极大，这是黄庭坚一生在宦海的真实写照。究其原因，无非是北宋时期复杂的党派斗争和黄庭坚鲜明的宁折不弯的个性品质直接作用下的结果。

黄庭坚42岁才认识50岁的苏东坡。元丰八年（1085年）四月十四日，神宗皇帝下诏任命德平镇监41岁的黄庭坚为秘书省校书郎。九月己酉，任命49岁的朝奉郎、知登州苏轼为礼部郎中。得令后，二人都从各自的任上往京都赶。元祐元年（1086年）春，二人在京师相会，从此开启中国文化史上的“苏黄”二人传。事实上，黄庭坚认识苏东坡前，向苏东坡写过信，寄过诗词。苏东坡“乌台诗案”事发，黄庭坚还被罚铜二十斤。黄庭坚向苏东坡写信前，苏东坡在朋友处就已见过黄庭坚的诗文，称赞他：“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也，何用我称扬。然观其文以求其为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晁补之有一首《用寄成季韵呈鲁直》诗，诗注说：“丁巳年，余谒苏湖州于汶上，座中为余诵鲁直诗。”丁巳年黄庭坚还只有33岁，文坛领袖苏轼就已经在士林中称颂黄庭坚的诗。可见，二人神交已久。

黄庭坚一生在道德修养上、文化艺术上严格遵循“不俗”的标准去做，他说：“俗则面目可憎。”别人问他何谓“不俗”？他在回答人的“不俗”是这样说的：“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夺，此不俗人也。”正是黄庭坚坚持临大节而不夺，导致他在仕途上遭遇四次严重的挫折。第一次，由太和县令贬为山东德平镇镇监。原因是政府强推盐法，不许百姓买私盐，只准买官盐，黄庭坚调查发现官盐价格远高于私盐，严重伤及基层民众利益，故坚决反对在太和县推行，因此上司大为恼火。《宋史》之《黄庭坚传》记载了这件事：“时课颁盐策，诸县争占多数，太和独否，吏不悦，而民安之。”黄庭坚一到太和县任上就竖起“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的戒石，把保护群众利益作为为官之大节，他说到做到了。第二次，是到山东德平镇后，同样是为保护群众利益，得罪了上司赵挺之。当时，赵挺之任德州通判，推行市易法，庭坚公认为“镇小民贫，不堪诛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拒不执行，赵挺之为此记恨上黄庭坚。虽然二人共事很短，黄庭坚很快调到京师任史官，但赵挺之的恨种却种上了，且发了芽，此后在朝堂上抓住一切机会诋毁黄庭坚。苏轼为此作《乞郡札子》奏报哲宗皇帝：“御史赵挺之，在元丰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黄庭坚方监本州德安镇。挺之希合提举官杨景棻，意欲于本镇行市易法，而庭坚以镇小民贫，不堪诛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来，士人传笑。其后挺之以大臣荐，召试馆职，臣实对众言，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贴黄又云：“臣所举自代人黄庭坚……皆诬以过恶，了无事实。”第三次，是苏轼的反对派蔡卞等人为了打倒苏派，以黄庭坚等人修编《神宗实录》不实为由，使人从中摘引千余条，对参修史官分别传讯。当时，司马光、吕公著已被夺去谥号，吕大防、范纯仁、苏轼、苏辙等先后被贬，一众人等悚惧失据，黄庭坚却从容镇定，据史直言以对，逐条反驳。蔡卞等最后找出一句“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以“诋毁先帝”为名相诘，黄庭坚直言：“某时官北都，亲见之，真儿戏耳。”驳得蔡卞等人脸红耳赤。第四次，实际上是第二次赵挺之的恨种发了芽的结果。黄庭坚蒙冤被贬黔州、涪州六年，57岁得以昭雪东归，途经荆州，受朋友之托写了一篇《荆南府承天院塔记》，《荆南府承天院塔记》刻石时，运判陈举要求在文尾署上他的姓名，黄庭坚没有答应，陈举怀恨，知赵挺之与黄庭坚有隙，摘其中数句诬以“幸灾谤国”阴寄赵挺之，黄庭坚由是坐罪。59岁贬广西宜州，崇宁四年（1105年）九月三十日，殁于贬所，享年61岁。

黄庭坚所遭受的磨难，许多人可以轻易回避，他却坚持“临大节而不夺”，硬挺了上去，却无半点怨悔。黄庭坚在逆境中所作的诗词，充满了豪迈乐观主义精神——“莫笑老翁犹气岸，君看，几人黄菊上华颠？戏马台南追两谢，驰射，风流犹拍古人肩。”“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读之岂不令人肃然起敬？也许，这就是黄庭坚坚持的文章“不俗”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