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耀南
我于雨山，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她的外表，三十多年的基层林业生涯，让我想不起有多少次跋涉在她的躯体之上，她的一草一木，一泉一石，一洞一壑，我是如此的稔熟。陌生的是她的内涵——我们常说的历史文化底蕴，当我翻阅有关她的资料时，常常会碰到一些前所未闻的东西，令耳目为之一新，至于想一探究竟，则是愈探愈奇，愈探愈惊，如入一幽深洞穴，迷茫中不知东南西北了。
我不由得掩卷冥思，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座山啊！
一、女城之谜
在诸多古籍上记载着，在雨山的东北角，与通山县交界的地方，耸立着一个山头，叫灵女山，上面曾经筑有一座古城，号称女城，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修建的。如：明朝万历年间徐学谟纂修的《湖广总志》载：“（崇阳县）灵女山：县东四十五里，接通羊境。山头有古城，号女城，不知所自。泉清泚可浥。”
其他地方志书亦有所载，只是略有增删：
清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崇阳县）灵女山：接通山境。山头有古城，号女城，不知所自。”
清朝同治五年《崇阳县志》：“灵女山: 东四十五里，雨山支，跨通山境，山头有古城，号女城，不知所自。有泉清泚，岁旱祷焉。”
……
这些资料勾起了我对灵女山的浓厚兴趣，决定探寻一番。自以为有古籍记载，找到这座山很容易，但行动起来后，却发现应了一句网络流行语：“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当我咨询路口镇的乡村老人时，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这座山在哪里，他们甚至说，“灵女山”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你说奇怪不？几番碰壁之后，方才悟出，崇阳好多的山，书名与俗称，是有霄壤之别的。比如龙泉山，老百姓叫河山岭；楂枒山，老百姓叫磨盘山；金柜山，老百姓叫棺材山……看来，要解决问题，还得自己另找途径。
能够确定灵女山的位置，还是同治五年《崇阳县志》帮了我的忙。这本书在叙述石屋寺时，说了这么一句：“石屋寺：在石坑灵女山下。”崇阳老百姓对寺庙很在意，我问石屋寺在哪？他们很快回答：“哦，在厢所村江唐郭里面。”江、唐、郭三个姓氏的人同居一村湾，地名也变成了江唐郭。至江唐郭再问，老乡们又答：“再进去一点，在王岩下，是一个老庙，很有灵气。”行一里许，果见一寺，寺后一峰耸峙，即王岩，跨过山脊便是通山县境。
难道古籍上的“灵女山”，就是老乡说的“王岩”？孤证不立，我在读到明朝抗倭名将刘景韶的《龙窟道中二首》诗时，心中有了肯定的答案。
《龙窟道中二首》的第一首是这样写的：
茫茫万壑写潺湲，知是龙潜窟宅间。
东望云雷空里色，却疑灵女上天关。
刘景韶在“灵女”二字后面自注：“山名”。考其诗义，很显然，灵女山在龙窟道的东边。龙窟道又在哪儿呢？《湖广通志》载：“（崇阳）龙窟岩：县东四十里，壁立如列屏，上有洞，梯栈而下。”我根据这条信息到实地查证，得出结论，龙窟道就是龙窟岩下，即现今厢所村石屋程家至江唐郭的那条山路。这条谷间小路东西走向，龙窟岩在其北，南边山在其南。龙窟岩的名字来源可能跟石屋汤家附近的一个天然溶洞有关，这个洞在古籍上叫石屋泉（现在叫大泉洞），终日流水潺潺——正如刘景韶诗中描述的“茫茫万壑写潺湲，知是龙潜窟宅间。”山路往东，直指老百姓所说的石屋寺后边的王岩。
有了同治五年《崇阳县志》“石屋寺”条的信息，以及刘景韶《龙窟道中二首》诗佐证，我认为，“王岩”就是古籍中的“灵女山”。
我问当地老乡：“你们知不知道王岩上曾经有一座古城？”老乡们异口同声地答：“不知道，没听说过，只晓得上面有一块五亩左右的朝天坪，被人栽了油茶树。”“上面有没有泉水？”“有哇，有哇，在去朝天坪的路边，有一处岩石长年滴水，一天可接几桶呢。”滴水岩，印证了《湖广总志》“泉清泚可浥”的记载。
现在的老百姓不知道女城，无可足怪，明朝万历年间已经“不知所自”的东西，经过四百余年的时光洗涤，怎么还能在今人的心中留下印迹呢？
灵女山上有女城，志书绝不是空穴来风。元末明初时期的本地大学者严士贞就上去探访过，并留下一首《灵女山》诗：
拄破风烟上古城，景于高处眼偏明。
当年灵女知何在，此日幽人独自耕。
隐隐牛羊山脊见，凄凄鸡犬石中行。
暮云隔断蓬瀛路，空想乘鸾返玉京。
想必是严士贞站在高山之巅，极目四顾，西天残阳如血，眼前一片断壁残垣，荒草蔓生，牛羊出没，灵女不知何处，唯闻耕夫吆喝，物是人非，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为我们留下了这篇极为珍贵的作品（这是到目前为止，我发现的最早的描述灵女山和女城的文字了）。
灵女山位置确定了，上有女城也是历史事实。那么，问题来了——是谁筑起了女城？元朝人？肯定不是！若是元朝筑成，严士贞绝不会在诗中称“古城”。宋朝人？南唐人？……筑城又想干什么？居家？修炼？还是当作军事要塞？……为什么称“女城”？是为女子而修吗？一群柔弱女子到这深山老林中干什么？……
想起这一串串的问题，人就如坠雾中，恍兮惚兮，不知找谁指点迷津。正如原县政协副主席龚卫星一篇文章所说：“我读的那点书，总觉得不够用。”
还是当作一个谜团丢在这里吧。
二、石屋之谜
刘景韶诗中的“龙窟道”所在的地方，在清朝又叫石坑（在这一带，民国时设有石坑保，新中国成立初期设有石坑乡），现在属路口镇厢所村管辖，俗称石屋冲。这里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很多地物，如屋堂和寺庙、单位等，都冠以“石屋”名之：除前面提到的石屋泉外，还有石屋程家、石屋庞家、石屋汤家、石屋寺、石屋林场、石屋小学……
很明显，“石屋”是这里的一个地理性标志物。如果一个外地人，去问当地百姓：“请问石屋怎么走？”他们一般都将你引至这个山冲里人口最多的一个屋堂——石屋庞家，在他们心中，这里就是“石屋”。
1982年版《崇阳地名志》也是如此记载，它是这样解释“石屋”名称的由来：“古时，因村里建筑有一座精制的小石屋（已毁），故名。”果真是这样的吗？我却在同治五年《崇阳县志》上看到另一种说法，这本书在解释“石屋泉”时，是这样说的：“有石如屋，泉出其中，故名。……”
为了核实“石屋泉”是不是如文所述，我先后两次去实地察看。这是一处洞泉，在汤家东边一里处，洞口是一个自然形成的石厅，顶如穹，高七八米，广阔约三十平方米，底部平坦，我2014年第一次去的时候，还是原始状态，淤有一层柔软的细沙，今年去时，已有当地人在开发，抹上了水泥，供人设宴摆席。洞厅内冬暖夏凉，确如一间很好的屋子。一线清澈的泉水从洞内壁根淙淙流出。往里，则显得有些逼仄压抑，唯石骨突兀，钟乳垂吊，奇形怪状，亦有可观处。再进，则漆黑一团，只听见一片轰轰的水响。
“石屋”这个地名，究竟是因“石屋泉”而得来，还是因古时确有“一座精制的小石屋”而得来，现在很难分辨清楚，又成了一个谜团。可以肯定的是，“石屋”这个地名来源很早，最迟在明朝已有之。证据是刘景韶的《石屋花坟咏新修路》这首诗。
刘景韶跟雨山很有缘分，在他的《太白原稿》中，有九首诗是为雨山而作的。《石屋花坟咏新修路》诗所说的路，是上雨山的两条主要通道之一（另一条从白霓镇大市村上，为明朝饶仁侃捐资修建）。石屋在山下，花坟（现名花红）在山上，中间经过罗汉泉。明朝初修时，是一条拾级而上的石板路，延用至新中国成立后，现已改修了一条跑车的水泥公路。这就是时代的进步。
三、青铜器之谜
从石屋顺大市河而下数公里，即至雨山北侧的白霓镇大市村。大市村很有名气，出了有两张“国家级名片”，一张是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程桔；一张是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崇阳青铜鼓，这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铜鼓，也是国内保存的唯一一件商代铜鼓，堪称绝世珍品，被誉为“天下第一鼓”。这面铜鼓形制很特别，古代甲骨文的“鼓”字，几乎就是照着她的外形摹画出来的。关于她的简介资料，到处都有，我无须饶舌。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雨山一带不止出土这一件青铜器，大市村还出土了青铜剑，曾在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播出过，也引起过轰动。据说有老百姓在雨山挖树桩作烧柴时，挖出了一件“像牛脖子挂的摇铃一样的东西”（极有可能是青铜铎），在黑市倒卖了，因查无实据，无法深究。2000年，在雨山的东侧——通山县南林桥镇的雨山水库，出土了一件战国青铜錞于，现珍藏于咸宁市博物馆。錞于是一种打击乐器， 最早出现于春秋，盛行于战国两汉，初为军乐器，后为祭祀礼器。
同一座山，出土了这么多青铜器，不能不让人惊讶。今后会不会还有重器出土，谁也无法预知。
我曾经跟县文物部门的同志讨论过崇阳商代铜鼓的用途，结合青铜剑、青铜錞于，我倾向于是一面战鼓，因为古代战争中，通常“以金錞和鼓”来鼓舞士气、指挥军队进退和警示敌人，并且猜测这些青铜器由北方军队拥有，他们在进攻南方部落时，在雨山这个易守难攻的天然军事要寨上遇到了强烈的抵抗，混战中双方损失惨重，各自退兵，兵器和军乐器便遗弃在荒野中。但文物部门的同志否定了我的猜测，他们的观点是，崇阳商代铜鼓敲不响，鼓皮只有3毫米厚，一敲即破，只是一件礼器。我看了湖北省博物馆祁月的解释视频，她说这面鼓是可以敲响的，奈何我缺乏文物和乐器方面的知识，何况，铜鼓在古代也确实是一件很重要的礼器，在云南晋宁石寨山西汉时期的古墓，出土了一件铜贮贝器，上面雕有滇人举行宗教仪式的场面图像：两人合扛一木，下悬一錞于、一铜鼓，旁有一人执棰击之。这些资料，使我没有足够的理由坚持己见。
但心中的疑团并未解开，既然是礼器，那必定是雨山古先民所有。崇阳既无铜矿，也未发现冶炼遗址，这些青铜器从何而来呢？有地方学者推测，两种可能，一是王朝赏赐；一是贸易所得。我认为“王朝赏赐”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商、周时期，王朝对南方部落的控制力极小，对江南地区甚至根本上就没有控制，从楚王熊渠的惊天一呼:“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即可看出。商、周王为控制南方部落，数次南征（主要对象是长江之北的楚），均铩羽而归。熊渠即位初期，楚国的势力都还没有越过长江，那时已至西周第九代国王夷王之时，地处江南蕞尔之地的崇阳，怎么可能会获得商晚期、周早期的王朝的赏赐呢？通过以物易物的贸易获得青铜器的可能性倒是很大，崇阳地理环境优越，物华天宝，当地人可以大力发展农业、畜牧业，拥有与他人进行贸易的物质财富基础。
不管崇阳青铜鼓是战鼓，还是礼器，总之与商、周时期的雨山一带的人有关。究竟是什么人，两种说法交锋很激烈，一说是三苗人，一说是古瑶人，我倒觉得两说都值得商榷。
先论“三苗人”之说。崇阳在尧帝时代，属三苗古国，这没有一点问题，《战国策》记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崇阳县就在这个范围之内嘛。问题是，三苗国在商朝就失去了记载，且更早，因“三苗”在南方为乱，被尧帝迁到了西方，由另“四罪”之一的“欢兜”来经营南蛮，“……三苗在江汉、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因此，商晚期的崇阳人早已统于“欢兜”裔之下，若仍称“三苗人”，鄙认为并不适宜。
再论“古瑶人”之说。瑶族由“莫徭”演化而来，崇阳地处洞庭湖之滨，洞庭湖地区在隋、唐时期有“莫徭”存在，也是历史事实。《隋书·地理志下》载：“ 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 唐朝杜甫《岁晏行》言：“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 有这些资料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明。问题是，“莫徭”一词，最早出现在《梁书·张缵传》中，在此之前，周朝至南朝梁，中间历秦、汉、两晋等朝1500余年，无“瑶人”之谓。因此，将商、周时期的崇阳人称为“古瑶人”，鄙见以为也有不恰当处。
由于夏、商、周时期，王朝以冀州（包括了现在的山西南部、河南东北部、河北西南角，和山东最西的一部分）为正朔，故将伏牛山脉（在河南省西南部,属秦岭山脉东段）以南的部落，俱以“南蛮”称之。崇阳人，自然属“南蛮”之列。然“南蛮”范围太大，长江中下游山区又分为“百越”，故又有自称“楚蛮”的熊渠“伐扬越，至于鄂”的记载（《史记·楚世家》）。据此，斯时的崇阳人当是“百越”一支。楚人至鄂后，崇阳土著与楚人融合，又被人称“楚蛮”了。所以，将商朝至楚国吞鄂时期的崇阳人称为“古越人”，我觉得要精准一些。
“三苗人”是“古越人”的先辈，“古瑶人”是“古越人”的后期分支，“古越人”在中间承前启后。这是我的基本思路。
遗憾的是，对“古越人”的研究，在我国还是一个起步阶段，雨山之谜，估计还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开。现在，我只能怔怔地望着这座巍峨的高山说：“我读的那点书，真的不够用。”
